黄永安-十年的反思

看了一篇王永安写的《十年的反思》，若有所悟之余，希望对上篇的文章有所补充。

十年的反思

我和一些同辈的朋友们商量 “重出”江湖后, 决定先以比较轻松的方式写几篇个人在非华语世界 “游荡”十年的观察与感受，为自己 “练气热身“，也为大家 “舒筋活络”。

话说我在2001年离开华文传媒时，我在华社的知名度是相当高的， 因为除了《星洲日报》在1996至2000年间，每个星期都刊登我的两三篇署名报导、专栏、特写和评论之外，我自己也在1987至1995年间，发表过不少以华文书写的“劈友”或 “踢盤”式政治文告。

同时，我受过《南洋商报》主笔部特約发表了一些关于当时美国的后冷战全球战略思潮的严谨评论，包括对福山的 “历史終结论”和亨廷顿的 “文明沖突论”的评价。当时的 《先生周报》也刊登了几篇以“怡保咖啡仔当上了金宝国会议员”为主线的人性化特写。

当然，我也在1987至2000年间， 在我国的华语社群中担任过非常多的政治、时事和学术讲座的主讲人。即使不同意我的一些看法的前辈或青少年都知道我的名字和一些背景。

不过，当我在2001年刚出现在英文的媒体与论述世界中時，不少读者，包括受英文教育和沒读华文报刊的行动党华人支持者都觉得我很陌生，也问为什么以前没有听过我的名字， 也没看过我的文章。当然，由於我的正統英式英文还“吃得开”，而且我发表文章的数量也不少，过了两年左右，陌生的问题已不存在，接下来的困难是思想与观念的交流。

经过多年的耐心交流，我们终于建立了一些突破性的共识，包括在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是非功过（特別是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日战争和1948-1960年争取国家独立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上。受英文教育和沒读华文报刊的华人也不再象以前一样以 “东方主义者”的态度看待母语和母语教育。

其实，华社中存在已久的华英语系隔膜只是我国多元社会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因为，我国还有受马来文和淡米尔文教育的社群，而不同的语系社群也有不同的文化心理以及表达与沟通方式，尽管人作为人的喜怒哀乐情绪到处还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受华文教育和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华语的人们都应该花点心思去探讨的问题，而探讨这些问题就必须踏实的掌握多一、两种语文、多出门见人和广交不同语系的朋友，而不再局限在源自港台的华文译版的欧美“理论系统” 中或只引据一些西洋“大师名言”高谈阔论“多元社会“ 或 “民族和谐”。

对我来说，“走出去”体验不同语系社群的观点与感受并不是 “忘本”， 因为我其实比很多曾经散布过我不夠 “华”的言论的人都 “华”：

我在1962年出世的地点是怡保华人接生院、从6岁开始到现在（包括在留学澳洲期间）都有看华文书报 （也在三德中小学念过唐诗宋词和学过珠祘与大小楷毛笔书法）、对中华古近代史与中华文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而我家向来有过年（虽然从来都没有接“财神”的项目）和（根据祖母的科学人生观）扫墓。当然，我中选时的金宝选区中的华人群众占总选民人数的75%。

10年前我是在很有文化自信心的精神狀态中 “走出去”的， 而10年后，我也还自信我的“华”没有因认识了更多的不同语系的朋友和对其他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被 “沖淡”。